南都周刊2011006期封面：原乡 

　　原乡：十个人的春节返乡笔记

　　然而，今日之中国，城市和乡村并进，青山绿水遮断，推民房起高楼，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在激烈运动着，或者筹划着将要运动。所以，回不去的人，心生遗憾——亲情难近；回得去的人，心生惆怅——故乡在哪儿？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_许庆亮

　　虎年大年三十下午，我站在闽东一个县城的街头，突然有一阵恍惚。这就是我每年不辞辛苦，跟春运大潮作斗争赶回来过春节的故乡？

　　从离家读大学至今已二十年，时间越久远，对故乡就越有不确定感。

　　少时的青石板路，曲里拐弯的小巷，结伴相行的青涩少年，如今被宽阔的水泥路，齐整的高楼大厦，发福的中年男子所取代。东奔西走间，故乡1.0升级为故乡2.0……乃至故乡N.0。

　　故乡，被掩埋在时间序列里，抽离成或浓或淡的记忆，或浮现于墙壁发黄的相框里，忽远忽近地凝视着岁月。它无关山水，只因山水间的人与事；它无谓沧桑，只缘沧桑中的喜与悲。

　　像我这般少年时离开家乡，每年春节挤入春运人潮回家过年的人，不以亿计，也有千万。

　　故乡是什么？故乡是血缘密度最高的地方，故乡是记忆共同体，故乡是无论你衣锦还乡还是一无所成，它都能给你安全感的地方。

　　然而，今日之中国，城市和乡村并进，青山绿水遮断，推民房起高楼，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在激烈运动着，或者筹划着将要运动。

　　所以，回不去的人，心生遗憾——亲情难近；回得去的人，心生惆怅——故乡在哪儿？

　　这是千年未有的中国大转型的现实景象，这是从外到内，从外观、习俗、文化连皮带肉式的变革，乃至断裂。过年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中国人，在欣喜之余，要顺带问一句，故乡在何方？

　　这是南都周刊春节后奉献给你的第一期专题——原乡，寻找记忆和心灵的家园。

　　春节期间，南都周刊记者，兵分多路，以游子和记者的双重身份，回到各自的故乡，体验记录，他们或为文章里理性的主角，或为隔岸观火的审慎观察者，他们身处的这些城乡，看似随机，实则是中国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地方，从中窥一斑可见全豹。

　　同时，我们约请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四代人，记录他们回乡的点滴情绪，在他们原乡的脚印中，是否能依稀找到你的印记？

　　“城乡统筹”示范村拆迁前夜

　　在一片抱怨声中，多数人仍日夜兼程完成了迁坟任务。有人请来风水先生，开坟前烧纸钱，放鞭炮，让先生传话：不是子孙不孝，是政策需要。您老人家请原谅吧。

　　这不是一个强制拆迁计划，但多数人是愿意拆的。去年夏天我回乡与村支书谈起此事，当时计划的风声刚放出来，他预计不愿意拆的有20%。但到秋天签字时，全村1392户不同意拆迁的只有4家。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一

　　正月初二那晚，一些锣鼓唢呐合奏的音乐在黑漆漆的夜空盘旋不去，全村都听得见。这说明某家老了人。在皖西南大别山余麓的这个小村庄，这已是不多见的传统节目。死了人吹吹打打，为亡灵送行。从我记事时就有，我小的时候，他们吹的是黄梅戏；如今他们的曲库里多了些流行歌曲，比如《血染的风采》、《天路》。演奏者以固定的4/4拍演奏所有的歌曲，这样每首歌听起来都显得无精打采。你听着那些令人恹恹欲睡的调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演奏者慵懒的面容。

　　天一冷，死人就多。逝者80岁，生前是位有些文化的乡村教书匠。这岁数在我们村算是高龄了。每年全村大约有40多个老人告别人世，但每年新生的婴儿却不到40人。从十年前开始，年轻人就结群离开村庄，去外面打工。平时在村里闲逛，很难遇着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人越来越少，山上的草越长越深，渐渐便有了野猪出没。月黑风高夜，它们亮出锋利的獠牙，把玉米地拱得稀巴烂。

　　那些无人砍伐的野草在这个干燥的冬天成为村里的隐患。腊月里的最后几天，村支书开着自家的小货车四处奔走，指挥村民扑灭那些因上坟烧纸引起的山火。让人兴奋的焦糊味儿在空气中弥漫，人们看着那些成片被烧得黑漆漆的山头，习以为常。

　　只有我奶奶觉得可惜。要不是这两年身体不够好，她一定会把山头上的柴禾都砍回家。她喜欢把茅草编成的草把子整齐地堆到灶台底下，瞅它们在柴灶里“呼”一下变成跳跃的火球。火光映到脸上忽明忽暗，安静祥和。

　　1951年，我那在县政府门口站岗的爷爷请假回家，带上几个小伙抬起花轿，去几十里外把我奶奶接到这个叫燕窝村民组的地方。从此她一直住在这里，到现在整60个年头。

　　奶奶为这个家族生了五个子女，看着他们成人成家，他们都从这里走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是这块土地上的国王，房前屋后每棵树上的疤痕她了然于胸。三间瓦房旁边，是她的竹园和菜地。这些加起来，就是她在60年里最密集的活动范围了。

　　在一个民风算不得淳朴的地区，奶奶对四邻难免抱有戒心。作为一项日常活动，她要摆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在家边巡视，看竹园里有无人偷笋，看菜园有无家禽侵入。每年除夕夜，屋外的爆竹礼花声震破房瓦。她总是如临大敌，强迫症般打开前后门，观测那些焰火的流向。“它们都是冲我家这边来的。”她分析道，并指挥我点燃烟花，对准对方的方向，还以颜色。

　　她是极称职的家园守卫者。这里的一树一草一块石头，我奶奶都认识它们。它们静静地呆在那里，她看着它们就知道自己还在。

　　我们总是表示“嗨，何必这么小心”的种种不介意，我们想安慰她。她叹口气说，等我死了家里这点地方都得被人占完，你们看着吧。没错，我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占就占去吧，反正我们都出去了，谁在乎呢。终有一天她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不过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似乎来得早了些，并且不是按照我们预想中的方式。夏天里的一天，村民组长上门通知：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统筹需要，全村各家都将拆迁，集中安置到几公里外的一个“新农村建设点”。那里将按照城市小区的规划，建成一片模仿欧式风格的“农家别墅”。

　　我们都认为这是件好事，那个地方离镇上近，买菜看病都方便。

　　“那里有柴禾么，可以烧柴么？有菜园竹园么？”奶奶说，“在这里住60年了哎。到老了还要搬走，何不来一场大水把我们都带走算了呢。”

　　二

　　但奶奶还是在《拆迁安置协议》上签了字。她当然不愿意搬，但她一定会签字。因为99%的村民都签了字。

　　村庄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次变革。这个丘陵地区的“农林生产大村”多年来是各种地图上的空白区，在206国道忘情疾驰的司机们没理由对路边那条无名岔道多留意一点点。跟绝大多数沉默的村庄一样，它安宁而有序。

　　大约三年前开始，村民们开始感到本村出名了。本村的成名方式与村支书和另一名能人有关。能人白手起家在邻省一城市打通了军政两界关系，在身家达到亿元后他决定“为家乡做一点事”。与村支书在办公室一席长谈后，他决定斥资八千万元承包全村所有荒山荒地，他的目标是，将全村林地流转一万余亩，打造“万亩桂花园”。

　　这个计划引起了周围县市的好奇，省林业厅厅长专程过来考察，认为我村可成为“省会的后花园”。此过程中，村支书出色的沟通力和执行力受到了上级的肯定。明星效应带来资源倾斜，本村被定为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然后，市政府在去年将本村列入省“城乡统筹”整村推进示范村。

　　这不是一个强制拆迁计划，但多数人是愿意拆的。去年夏天我回乡与村支书谈起此事，当时计划的风声刚放出来，他预计不愿意拆的有20%。但到秋天签字时，全村1392户不同意拆迁的只有4家。

　　有三个村民小组因为没被飞机航拍拍上，在第一批规划时未被列入拆迁计划。组长带着村民们到村委会找村支书说理，“要求一视同仁”。

　　搬出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离镇上更近，生活便利，小孩上学也方便。如今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妇女们在家也不怎么种田。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插双季稻，夏天的时候还有“双抢”，就是抢收抢种。但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只种单季稻，成片的土地被抛荒。留守的妇女们去镇上打工，一天能挣个几十块。搬出来她们上班也近了不少。

　　对于那些已经丧失祖传种田技能的年轻人而言，这块土地于他们，就好比分居多年却未离婚的对象。拆迁，土地置换，加上以后的土地流转，便是离婚判决，人们关心的只是在这个程序中能收获的利益。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异乡挥洒汗水，年终时他们西装革履，衣着光鲜，开着车牌号是京、沪、闽，甚至藏的小轿车回家。这里，是他们暗自攀比的战场。

　　搬与不搬，他们并不是太关心。至少他们不会反对。

　　还有一个对搬迁利好的消息是，本镇争创“镇级市”已经被市里作为“十二五规划”报到省里。如果顺利获批，村民们将来就是名正言顺的“市民”，那块地皮的价钱自然也会扶摇直上。

　　老人们自然不想搬走，故居是他们大半生情感的维系。但他们对政府怀有强烈的敬畏心，不能不搬。另一个搬迁的理由是，青壮年常年不在家，村庄已经成了老人带小孩的格局，盗贼们利用地形掩护频频光顾此地。日日防火，夜夜防贼。老人们相信几百户住到一起后，蟊贼便不会如此猖獗。

　　按照拆迁补偿标准，每户将获得每平方米350元-550元的赔偿。这个价钱自然不算高，凭拆迁费肯定没法买下新房。村支书的计划是，将住宅区分成高中低三个档次，这样各家可根据财力自行选择。

　　村民们拆掉房子住进新房的经济代价是几万块钱，在农村这也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加上政府提供的两万贴息贷款，在安置区内盖三间大瓦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那些刚刚给房子翻新盖起二层小楼的农民而言就亏大了：平生积蓄都用来盖了楼，东拼西凑借来的装修费还没还清，再来这番折腾是何苦呢？

　　三

　　村支书是最着急的人。

　　虽然只有四户没签拆迁协议，但他还是为此事焦虑不已。协议书只是个意向调查，真到临拆关头谁能保证那些签了字的都能稳妥地照章办事？评估房屋价钱时，村民免不得要为多与少的问题打破脑袋。

　　在作整村推进土地置换的决定前，村支书知道这是个大决定。有人劝他慎重些，他说别人搞过的，我们也能搞。附近的确有以生产小组为单位的小规模土地置换，但整村推进在全市还是头一个。越往前走，他越感觉压力巨大。他坦言，去年是当村干部30年来最累的一年。无数人电话咨询，土地置换究竟怎么个搞法。晚上忙到十一点睡觉，早上五点钟就有人找上门来。起得稍慢点，人家已经站床边上来了。

　　这个项目并不会为他带来更多的荣光。他已经拿到省劳模奖章，四届人大代表，代表全省支部书记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他有一个私人养猪场，一年下来“十几万不成问题”，儿女们也都已成家立业。他理想的生活是，上午去养猪场转转，下午找人打四个钟头麻将，多快活。

　　他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冒险。他害怕事情办不成，害怕被人骂，怕一生名誉毁在这事上。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以他的性格，他肯定不会退缩。

　　“临阵脱逃者要受党纪处分。”他相信这项变革对全村长远发展“是好的”。镇里来人问他工作如何，他说要是因为这事得了神经病，公家得出钱给他治。

　　去年十月，全国拆迁引发的事故多起来，土地置换的项目一度停顿。他暗想，如果能停下来也是好事。后来上级批复还是得搞。他打电话问：能不能收回去，咱不搞了行不。那边答复说，批下来当然要执行，否则以后也别再报项目了。

　　周围的村子都在静静观望。那些搞过小规模试点的村庄停止了继续推进的步伐，因为不可避免的一些小冲突，他们“尝到了辣味”。

　　村民们是矛盾的，他们的村支书也一样。虽然在面上，大家都配合地向前推进这项伟大的改革。直到腊月里，村支书猛然想起，平整土地中要求坟包也得迁走，于是赶忙四处张贴迁坟通知。逾期不迁者将作无主坟处理，推土机上去一铲挖平。

　　村里终于有了一些骚动。有人冲到村支部，大骂村支书祖宗八代。在农村，拆人房屋，挖人祖坟，这叫伤天害理。村支书也懂，但他没有办法。坟不迁走，平整土地时就不会被验收合格，补偿款就不会发下来。

　　在一片抱怨声中，多数人仍日夜兼程完成了迁坟任务。有人请来风水先生，开坟前烧纸钱，放鞭炮，让先生传话：不是子孙不孝，是政策需要。您老人家请原谅吧。

　　村支书总算松了一口气。私底下他跟人开玩笑，如果现在有人能把这事拦下来，“我就去镇上请客，请十桌。”

　　回家的行囊

　　春节日益临近，在西安火车站和汽车站的人流中，背着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脚步匆匆，他们带了什么行李？

　　2011年1月底，春节日益临近，在西安火车站和汽车站的人流中，背着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脚步匆匆，在他们的行李中，在外务工者的行李最大也最重，但打开之后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均是破旧的棉被、衣物和日杂品，即使一个废弃的塑料桶，他们也要背回千里之外的家中，每一件都舍不得丢下。在校大学生的行李内容最为丰富，在他们的行李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陕西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白领在拥挤的人流中最为轻松，他们拖着拉杆箱轻装上阵，里面装的多是电子产品。

　　贺卫方：消失的墓地

　　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

　　烟台人说起自己家乡来，都会以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近代工业的成就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而自豪。水果如苹果、梨、葡萄、樱桃，农作物如大花生，还有很多近代轻工业如钟表制造、葡萄酒酿制等，本地人津津乐道，外地人赞不绝口。但是它们源自何处，许多人都语焉未详，也不大深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教士自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传来的。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到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比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时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1882或18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 College of 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同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梅里斯，1862年携夫人来登州，传教之外，与夫人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国。该校1898年迁址芝罘，成长为今天的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梅里斯的另一贡献是从美国带回大花生种，经推广，成为胶东各地广泛种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关产品出口，创汇多多。1895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显德是另一位重要人物。1863年他二十八岁那年携新婚妻子，来到上海，次年来登州，后转芝罘，在山东传教共五十六年。史载，郭显德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基督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沟通，强化对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东受感召的皈依者达到三千余人。他热情兴学(烟台二中前身会文学校之外，在牟平、栖霞、莱阳等地开办学校四十余所)，办医务机构(他和夫人是闻名遐迩的毓璜顶医院的奠基人)。他的声望之高，连对“洋教”刻骨仇恨的义和团也流传这样的戒律：“外人不杀郭显德，国人不杀赵斗南”(按：赵斗南系郭之弟子，牧师)。郭显德1920年卒于烟台，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礼，身后哀荣备极隆重。他也葬于毓璜顶的西侨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听说毓璜顶的西侨公墓已被毁，但据说还存有几块残碑。承在毓璜顶医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帮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场雨夹雪降临前的阴霾天里，总算看到了那几块墓碑。它们散落在烟台警备区医院的院子里。先看到的是两块仿佛是棺材上的盖石，面呈人字形，两面分别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职衔以及颂词。取水来洗去上面泥土，其中一块盖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Alexander Williamson——这是大名鼎鼎的韦廉臣的棺盖啊。韦廉臣，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早在烟台开埠之前的1855年就来烟台传教。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棺盖上刻着“法学博士”的头衔，当是韦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为表彰他在中国的成就而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曾与他在烟台共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无论从体格、智力和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他的身世和成就，许多近代史著作都有所论述。在棺盖的另一侧用英文刻着这样的话，译言略谓：“他居于对法官耶稣归来时欣喜复活之渴望中，遥远国度里长久历程后迷途人终回归其永恒之罗马城”。

　　找到郭显德墓碑时天色已经暗淡，不过碑文大致上还算完整。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残碎碑石若干，天色已晚，雪花飘落，不及细观了。

　　据说，毓璜顶西侨公墓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毁的。那正是两国交战，反美情绪激荡的时候。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男儿当自强”，英文“Boys, be 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当时我好奇地问执掌该校中国法教席的铃木贤教授：“二战日美之间成为敌国时，有关克拉克的这些标记也都继续保留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历史啊。”铃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问我。

　　朵渔：父亲建房记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

　　父亲这辈子建过两次房。一次是1983年，他结婚时继承下来的祖屋四处漏风，瓦楞草三尺高，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当时已能吃饱穿暖，但要建所新房还是很困难。父亲的新房建得拖拖拉拉，半截红砖半截土，春季开工，初冬才入住。父亲第二次建房是在1989年，那时我已长大，该准备说媳妇了。父亲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他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是半信半疑。建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必须的。第二次建房也拖了好几年，直到我考上大学，他的五间平房才算建起来。

　　父亲的前两次建房都略显仓促和寒碜，房子质量大成问题，他最初建的那几间土坯房差不多已坍塌成泥。他和母亲搬进了后建的五间平房，将其中两间留给二弟娶媳妇。两家人住一个院，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再说了，房子是给儿子们建的，自己老住在里面总觉得腰杆不够硬。从前几年开始，父亲立志第三次建房，他要在老宅上为自己建个晚年的归宿之所。

　　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几亩薄田，他一无所有，靠什么建房？除了我们兄妹们帮衬，他还决定秉承李顺大那种“喝三年稀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首先，他在田头种了不少树，五六年过去，树已基本成材，这样，大梁、檩子、椽子、门窗什么的也就有了；其次，他每年都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辣椒、大蒜之类的，但运气时好时坏。“蒜你狠”的时候，他往往种的是辣椒，而“豆你玩”时，他的西红柿又烂在了地里。如此经过几年的准备，父亲的第三次建房大业呼之欲出，只等农闲时节开工。

　　这次回乡下过年，父亲又和我谈起了建房子的事情。父亲已足足准备了八年有余，建房计划就要实施时，突然接到乡上的通知：任何人不得再建新房，村子准备整体搬迁。

　　父亲一下子懵了。

　　我也注意到有报道称，山东部分地区正在搞“撤村改社区”运动，也就是将小的自然村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我的家乡地处鲁西南，自然资源匮乏，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城市群落，乡村经济非常薄弱。虽然“新农村建设”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去年冬天，父亲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乡里要求新房建设一律停止，要建房也可以，但首先要交罚款。罚款，这也是乡村治理的惯用手法，罚款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拿钱就办事，罚完了还没有收据。父亲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所谓的新农村蓝图，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这一次，父亲显得很沮丧，因为钱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罚款”被认为是违法，已经暂停了。但“不准建新房”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在推行。据说警车已经进村，宣传车也走街串巷。有胆子大的人家，晚上开工白天躲起来，被推倒了就重新盖起。父亲胆子小，他只有焦虑。他不知道在自家的老宅上建几间房，到底犯了哪门子法，他也不知道他的新房何时才能建成。

　　这处老宅子算是祖产，几代人曾在此繁衍生息。父亲在这处宅子里生活了几十年，早已把这里的一土一木看做是“自家的”，他没想到原来这片土地自己根本就说了不算。他当初从电视上看到“新农村建设”的新闻时，还是颇有些憧憬的，梦想能得到一笔补助款，哪怕是一扇窗户钱呢！他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样的消息：集体搬迁，统一规划，推倒重来。父亲后来又琢磨，集体搬迁，有必要吗？都迁到一块去，地怎么种？猪怎么养？牛拴在哪里？原始的村落怎么办？留下的宅基地归谁？你不会是在眼红我这二亩三分地吧？

　　总之，老农民遇到了新问题。他听上一代人讲过，这处宅子是父亲的父亲用一群羊换来的，传了几代人之后，反倒不是“自家的”了。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父亲没有学过《土地法》，他自是不了解，这处宅子早已在《土地法》的数次修订后变更了权属。最新修订的《土地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父亲的老宅子其实早已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某一个“集体”。如果“集体”要求他搬迁，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也正因为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建在这上面的房子也就值一些砖瓦的价值而已。

　　这房子，到底是建呢，还是不建呢？无论如何，父亲还是决定春季开工。“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不断强调，“我还能活几年呢？”是呢，连野兽都能为自己找个晚年的安息之地，何况是人呢！

　　张柠：老去的故乡

　　衰老的老人，他跟我的故乡一样衰老。去年他老死了，回到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去了。其他的族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等待死亡。

　　我的老家是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被抛弃在鄱阳湖畔的小村。那是我的祖籍，我的家谱和祖祠所在地，我父亲出生的村子，我爷爷奶奶的坟墓所在地，我爷爷的爷爷生活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称之为故乡的地方。

　　我们老张家的族人有三四百人，生活在那个贫瘠而又荒凉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前，家乡众多的人，像蝗虫一样生活在那块狭小的土地上。那里植被罕见，没有树林花草，只有光秃秃的黄土坡。如今，植被和树林倒是长出来了，但人烟却少了，只有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能动的都出远门了。

　　留在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已经渺无踪影。颓败的村落上空弥漫着一股萧瑟之气，到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原来将全村人凝聚在一起的两处标志性的场所(祖祠和中央晒谷场)，已经面目全非。祭祀祖宗的祖祠倒塌了，半边房子被遗弃在村落旧址的边缘。年轻人聚会和孩子们耍戏的中央晒谷场，已经被垃圾堆所掩埋。

　　所有的人都离开村子的原址，将房子建筑在一条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边上，排成了长长的一条线，每一幢房子仿佛都有一股离家而去的冲动。每一户都有封闭的院子，铁栅栏院门取代了吠叫的家犬。看不到大家聚在一起的场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掩盖了家长里短的聊天声。麻将桌上的相聚，取代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原来的村落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是有中心的、有内在秩序的。如今的村落看似秩序井然，实际上已经是散乱的，心散了。

　　更可怕的是，见不到劳动的场景。所有的人都百无聊赖、懒洋洋的样子。他们不再种稻谷和蔬菜，而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购买。他们对赌博感兴趣，对别人的收入感兴趣，对在外打工子女的汇款感兴趣。童年时代的伙伴，全都满脸皱纹、未老先衰、历经沧桑的样子。我非常震惊，仿佛看到死神在生人的脸上游走。

　　前几年，我回去拜访了一位辈分最高的老人。听说我要去他家，便从地里往回赶，破败的房子还在老地方。他扛着锄头、满头大汗，衣服上可以见到白色的盐渍。老人七十多岁，身体还硬朗，脸部的皱纹像经木刻似的。这是我此行见到的少数在劳动的人。他将我递给他的烟卷夹在耳朵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筒，缓缓地说：在外做事，莫忘家里，一年回来一转……衰老的声音，好像是从遥远的过去飘过来的。

　　衰老的老人，他跟我的故乡一样衰老。去年他老死了，回到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去了。其他的族人，依旧一如既往地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等待死亡。即使离开家乡千里万里，最终都要回归这块土地。这就是乡土的家族情结和土地情结。

　　我想起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小说中，农民与官员的对话。官员说：这么荒凉的地方不适合居住，你们为什么就是不搬走？农民说：“我们的祖先和亲人死了，被埋葬在这里。如果我们离开了，谁会带走我们的死人呢？他们住在这里，我们不能撇下他们走啊。”

　　少年时代，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都带我们回老家看奶奶，给村里人拜年，到祠堂里去祭祖。“文革”期间，我被父亲送回老家，在那里连续生活过两三年。经历了几个完整的春夏秋冬的轮转，对故乡的人和文，有了完整的了解。我的许多乡土文化和民间习俗知识，就是在故乡学到的。它是我观察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

　　我的故乡，既不是我久居的场所，也不是我出生的血地。它却这样顽固地占据着我记忆的地盘，这样莫名其妙地伴随着我的终生。即使居住时间那么短暂，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如此深远。为此，我专门写过一本叫《土地的黄昏》的书。支撑那本书的基本材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和故乡经验，就是我记忆之中的原乡。

　　你来自哪里？你归于何处？这既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尤其是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处，迁徙过多少地方，走得有多远，总被一种原乡情结、土地情结所纠缠。

　　想象中的故乡，就像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样活跃而新鲜，喧嚣而温暖。现实中的故乡却越来越衰老而颓败。当我目睹故乡惨败情景的时候，我想写另外一本书，叫《土地的黑夜》。

　　大田寨全家福

　　除年迈老人外，村内80%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年龄从40多岁的中年人到刚刚初中辍学的未成年人，只有春节才是大田寨家庭团聚的时候。

　　大田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镜内，分为上大田和下大田两部分。是该镇人口最多的村，全村共400多户，3000余人，村内居民多为杨姓人家。大田寨的农业灌溉水源主要依靠位于20公里外红花镇的花山水库和村边的龙塘水库。花山水库覆盖了钟山县近1/2的农业用水，除主水渠是由水泥铺盖外，支渠和穿行村内的水渠均为泥沟，没有任何隔水措施。自1994年花山水库部分渠段出现崩坍堵塞，附近的村落均受到一定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大田寨。在用水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下大田的村民只得花费4000元在村内打了一口15米深的井，以缓解每年农耕时的用水难。尽管如此，该村每年也只能种植春季一季水稻，而秋季则只能期盼天降甘露了，实际上大片土地是荒废的。2010年南方旱灾时，上大田只仅仅保住了十多亩田的收成。由于每年只有一季农忙，大田寨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闲置。于是除年迈老人外，村内80%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年龄从40多岁的中年人到刚刚初中辍学的未成年人，只有春节才是大田寨家庭团聚的时候。

　　图、文/刘浚

　　杨瑞贯一家

　　户主：杨瑞贯(二排右一)3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一家玩具厂做工人。

　　妻：莫双花(一排)26岁，广西柳州人，初中文化，夫妻俩一个月总收入在3800元左右。

　　弟弟：杨瑞执(三排右一)28岁，小学文化，现在广东中山小榄镇五金厂工作。

　　妹妹：杨玉英(三排左一)21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中山小榄镇手机充电器厂工作。

　　年逾六十的父母(二排左一、二)在家务农，家里有3亩地10亩田。自己所种田地共5亩，养殖2头猪。剩余田地都租送给别人种，租田人每亩田都给50斤稻子作为报酬。种养的粮食也只够自己生活。父母一辈子在家种地，现在整个村子都没有灌溉水，还得看天吃饭，全都靠下雨。现在又盖了房子需要9万多元钱，光靠家里务农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只能出去打工挣钱。

　　杨瑞史一家

　　户主：杨瑞史(前排右一)43岁，小学文化，在广东中山小榄镇工厂做卧椅技术工。月收入3000元包吃住。

　　妻：杨凤莲(前排左一)44岁，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初中文化，在广东新会打工。

　　大儿子：杨敬富(后排右一)  19岁，毕业于钟山县职业中学电工专业，今年打算去广东找工作。

　　小儿子：杨敬春(后排左一)  17岁，初中文化，2010年开始跟母亲外出打工。

　　杨瑞史家里有4亩田，因没有水，没法种地，所以44岁妻子放下农田带着孩子出去打工赚钱，在家种田也支持不了日常开销，更还不了房贷，现在还欠着亲戚1万多元房贷还不上。

　　杨敬照一家

　　户主：杨敬照(一排左一)46岁，高中文化，村委会文书 。一直在家务农。家里共有3亩田，养殖20几只猪，全家年农业收入5000~6000元左右。

　　妻：陶春兰(一排右一)48岁，随丈夫杨敬照在家务农。

　　父：杨瑞泰(一排居中)78岁，钟山县政府退休干部，退休金每月2500元。

　　大女儿：杨小燕(后排左二)24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日资企业做汽车安全气囊质检员。

　　大女婿：李海龙(后排右二)25岁，吉林通化人，大专在读 。

　　二女儿：杨小娟(后排右一)22岁，初中文化，广东珠海，现在一家日资企业修不良品 。

　　小儿子：杨宗德(后排左一) 20岁，初中文化，现在在广东珠海一家全国500强企业做物料管理。

　　杨瑞团一家

　　户主：杨瑞团(后排左一)43岁，小学文化，全家七个兄弟姐妹排行老六，17岁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广东珠海、深圳等地做建筑工，刨开开支收入好时一年有一万多元。

　　妻：黎意花(后排左二)39岁，初中文化，跟随丈夫杨瑞团一起在工地打散工。

　　父：杨永利(前排左一)78岁，一生在家种地。

　　母：廖宝成(前排右一)78岁与丈夫在家一起务农。

　　大儿子：杨雄辉(后排右二)16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三，想上高中。

　　二女儿：杨七英(后排右一)14岁，就读于钟山县二中初二。

　　三女儿：杨丽琴 (前排右二)10岁，地方小学三年级。

　　小儿子：杨雄德(前排左二)6岁，学前班。

　　杨瑞团夫妇在外打工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一趟。最让他们高兴的就是能见到老人和孩子。2011年最大的希望是孩子们读书好。

　　兰溪帮的成长烦恼

　　每年过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这个破地方，因为这里有最让我感到自然、轻松和惬意的一群兄弟——毛竹、黄瓜、庆子、小鬼，还有我自己是“大伯”。我们自称是“兰溪帮”。彼此之间，都是近20年的友情。

　　从上海到浙江省兰溪县，以前一直有一趟软座的T7763。几年前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往返都是坐这趟车，速度快且价格公道。后来工作定在了上海，还是这个车，年数一长，就坐出了感情。2010年，这班车次正式作古，从此，再回兰溪，得先坐动车到金华，然后从金华，乘“摆渡车”到兰溪。

　　途经兰溪的火车正在一列列地变少。如今，那个终日闭锁着大门的破败的火车站，就像是金华火车站的兰溪代售点。这就是这座县城的发展轨迹，大都市的集聚效应仿佛一丛劲松的深根，吸干了周围县城的养分。不管是火车，还是人。

　　南都周刊记者_沈玎

　　大伯

　　每年过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这个破地方，因为这里有最让我感到自然、轻松和惬意的一群兄弟——毛竹、黄瓜、庆子、小鬼，还有我自己是“大伯”。我们自称是“兰溪帮”。彼此之间，都是近20年的友情。

　　时常看到很多名人传记，说谁跟谁志趣相投，相见如故。我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多还是像兰溪帮这样，并没有宏大的理想或经历，所以还很难理解相见如故是种什么感觉。对于我们来说，朋友就是新朋友或旧朋友，新朋友再好，也没有旧朋友亲。

　　有次我问小鬼，是什么条件，让那么多朋友中，就我们五个人沉淀了下来，成为了兄弟？因为现在看来，在彼此身上，也很难找到区别于他人的特点。最终结论也许只是一种巧合，是一种友情的偶然性的生存。但因为存在足够久，到了现在，20年了，这就是别人再也难以逾越的一条情感壁垒。

　　虽然是一个“帮派”，但我们好像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叱咤过风云。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打架都不是好手，相貌或体育竞技也是平平。随后的个人发展，因循着各自家庭的背景和见识，各不相同。

　　要说兰溪帮在这么多年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一种核心凝聚力，那应该是对电影的热爱。我们至今仍然时常谈论起我和庆子、小鬼一齐在黄龙洞的盗版碟摊子里偷光盘的风云日子。还有毛竹和黄瓜每到放学午休时都要溜来我家看半部电影的悠闲时光，当然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某些限制级的镜头。

　　21岁的时候，兰溪帮成立了“ANT”小剧组，用一台DV每年拍一个电影。大家的口味都趋相同，所以片子里往往充斥着黑暗、暴力或性的色彩。比如黄瓜在《斗兽》里迷奸少女，小鬼在《年夜犯》里偷东西，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像、像，这几个人以前一定就是干过这个”。偶尔我们跑了几次题，搞点纯爱，那些往往是极不成功的作品。

　　拍电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工作之后。现在，除了我在上海之外，他们几个都没有离兰溪太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相对是难得一见的一个。这种距离感，以及来自上海的“传说”，让兰溪帮遇事需作抉择的时候，大家都乐于听听“大伯”的意见。

　　记得我和小鬼以前时常拿乡下人把“八”说成“bie”来开玩笑。

　　“要是说八百八十八怎么办？”

　　“八千八百八十八呢？”说完我们大笑不止。说惯了兰溪方言的人总是对这种阴阳怪气的乡里口音充满鄙夷。而现在，这种对地域性的高下评判也发生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每当我过年从上海归来，小鬼总是会开玩笑般地说，“现在你们别和大伯讨论这种问题了，他已经不在这个境界了。”

　　小鬼

　　2011年1月29日，我独自坐动车到了金华，然后坐“摆渡出租车”回兰溪。这是一项非常高效和有地方特色的行业，每辆车总是要拼满四个人才发车，每人要价20元(正月里涨价至30元)。

　　金华车走到半路上，总是会遇见迎面而来的兰溪车。然后停车交汇，回兰溪的人换乘兰溪车，去金华的人换乘金华车。然后两车各自返程，整个过程像电影中的毒品交易一样。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印象中上一次我这么冷清清地回到兰溪，没有一个人来接我，还是在三或四年前。那次火车快到站时，黄瓜突然发短信来说，小鬼出事了，在医院，因为一个女人。

　　小鬼是从重点大学正牌本科毕业，但因为他一直以来耽溺于网络游戏和动漫电影，在他的性格中，“宅”字占据了很大的成分。从大学毕业后，小鬼也没有正经地去找过工作，最后回到兰溪。由于身材瘦小，长相也不出众，再加上家中脾气暴烈的母亲主事，所以在他日常行事中，处处可见一丝自卑和逃避的情绪。

　　混到现在，可以说小鬼是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不算成功的人。而对他本人来说，最在意的那一部分还是女人。除了花点钱之外，他很难找一个女人睡上一觉。不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他性格中的自惭形秽。

　　所以当时这个女人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然，两人之间颇为不堪的性格成分惺惺相惜。据小鬼所说，她已经订了婚，但又心生悔意。小鬼因为卷入其中，而惨遭一顿妄打，那个未婚夫据说是某乡村学校体育教师，还是浙江省的散打王。

　　打过之后，英雄美人顺利完婚。像小鬼这样悲催的事，兰溪帮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那么几件，所以相互之间也没有难为情。

　　转眼，出租车已经开到了兰江畔，我到家了。记得几年前，在我文笔很烂的时候，我就写过这么一句话：“都说兰江是兰溪人的母亲河，但如果我们都是喝兰江水长大的，我们早就被毒死了。”沿江而上，造纸厂、毛巾厂……兰溪是一个重点发展轻工业的城市。

　　T7763取消之前，但凡我坐这趟车回来，兰溪帮几个人，只要有空，都会跑来火车站广场接我，带我领略兰溪又一年的变化。什么东西没了：江边的古城墙没了，刷成四六不靠的新城墙了；电影院没有了，成为卖义乌货的商场了……什么东西则平白无故多了起来：温州发廊、浴场、会所……

　　不过2011年春节，我回到兰溪却又是静悄悄的。在兰溪帮的关系中，产生了一道尽管微乎其微，但却无法弥补的裂痕，而这次又是因为一个女人。

　　毛竹

　　整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一部电影。2010年春节，兰溪帮准备拍摄一部关于女同性恋和人格分裂的电影，毛竹为我们找来了其中一个女主角。

　　毛竹是兰溪帮中家境最好的一个，他的父亲在电力系统做小官。毛竹本人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但贵在勤奋。在念大专的时候，硬是让他考回了一张西南政法大学的本科文凭，从而得以在浙江某戒毒所任职。

　　毛竹是那种倾诉型的性格，加上身板结实，所以特别容易获得女性的信任。但他与女性的关系也往往止步于普通朋友，他是那种特别实在，但没多少情调的男人。为了与这个女人混熟，大家一致认为邀请她来拍摄电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

　　电影拍完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庆子怯生生地宣布他也想追求她，小鬼也偷偷摸摸地对她有感觉。因为这件事，他们三人彼此钩心斗角颇为严重。

　　当时因为我人在上海，与事件撇得还算干净，所以一直作为一个调解人的角色出现。我表明大家公平竞争，无可厚非。不想后来，她竟跑到了上海，然后贪恋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一待便是一个多月。跟所有最狗血的电影一样，从上海回去之后，她已经成了我的女朋友。

　　这件事是一起很快就会过去的闹剧，但它却像一阵吹过湖水的微风，吹皱了一整个平静的湖面。用小鬼的话来说，兄弟之间那种畅所欲言，不必猜忌的信任感，一去不返了。我们大家都纷纷证明了自己，在面对有些诱惑的时候，可以完全不顾忌兄弟的感受。

　　我很想说小鬼错了，但好像又没错。从这件事开始，兰溪帮的关系，一下步入了下一个纪元。

　　然后仿佛就是在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觉得自己的有些事情变得重要起来。毛竹在单位评上先进，附会领导，埋首工作；庆子和黄瓜在金华为了打开自己的圈子，而与很多原本看不上眼的人攀缘结网。

　　相当偶尔地，兰溪帮齐聚一次，再没有人热衷于谈什么电影剧本，话题就是赚钱、升迁、投资、婚姻云云。小鬼一人留在兰溪，他还在固执地一面坚守着那个永远的兄弟乌托邦，一面到处感叹：“大伯像个陌生人一样”、“黄瓜现在不怎么愿意答理我们了”、“毛竹的性格已经扭曲了”……

　　以上几点我也深有同感。比如毛竹向我们转述的有关他殴打吸毒者的案例已经有两起。他千方百计地描绘当时的气氛、对方的背景，我知道他很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同时否认他的心理上已经出现的暴力倾向，但事实并非如此。

　　庆子

　　2月2日，我回到家后的第五天白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庆子。他来找我叙旧，顺便商议一下，今年的大年三十如何度过。也不知道这是我们兰溪帮五个人一起度过的第几个大年三十，一切就类似于春晚一样，是一种躲避不了的传统。连续好几年了，事情往往是如此开始和结束的。

　　一般，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集合，然后一群荷尔蒙分泌过剩的男性，在兰溪这个缺乏娱乐精神的小县城里，开始想找几个半熟不熟的女性伙伴，玩玩游戏，喝喝酒，带着点一夜情的目的，甚至是聚众淫乱的幻想。

　　然后在打了一圈电话之后发现一无所获，最后只能向几个老熟人求助。结果不外乎是去了一个大间的K歌包房，或是走进了一间烟雾缭绕的棋牌室。在很多并不相识的人之中，大家郁郁寡欢，浑浑噩噩就大年初一了。

　　在天要见光之前，几个人终于觉得兰溪的夜晚够无聊了，要回家睡觉。而尚未过瘾的几个人，继而去洗澡、按摩、买春。

　　2月2日这天我吃过午饭后，与庆子在中洲公园附近碰了面。庆子高中毕业后去学了装潢，他是兰溪帮中，唯一没有正经读大学的一个。在我们还在读大三的时候，庆子就出山了。自己一边经营建材店，一边接一些装修设计的私活。

　　庆子是在我读高中的这几年，突然一下子长高的。他的身材瘦削，面部线条坚毅。不过他的性格还是显得怯懦、优柔寡断。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家里支持他买了一辆小汽车，也早早地在金华给他购置了一处房产。

　　所以我们总是认为庆子是兰溪帮中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尤其是现在看来，庆子在几年前以2000元每平方米买下的房子，2011年已经涨到了近一万。庆子说他的新房子今年刚装修完毕，他已经和另外几个兄弟都说好了，今年三十夜就去他家玩玩。

　　因为上次那个女人的事，我有些忸怩：“要不你们先过去吧，我晚一点自己过来好了。”

　　“你这么说，就被小鬼料死了。”庆子说。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黄瓜

　　庆子的新房有140多平方米，酒店式的豪华装修。他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地参观。在大家兴奋和好奇地参观完之后，我们坐在庆子家的大沙发上，沉默着。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毛竹和小鬼兀自摆弄着几个装饰品，黄瓜仰天抽着香烟。

　　隔了一会儿，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参观完庆子的房子，怎么我的心情突然沉重了起来。”这一点是来之前谁也没想到，但来之后大家都有共鸣的。就比如我自己，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过着风光的自由生活，既居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又经常接触高端的企业人群。但我在上海的日子暗淡无光，我买不起那里的房子，扎不下根来。

　　梦想更是遥不可及。小鬼、黄瓜、庆子都曾跟我说起过：“活了二十来年，能一起‘拍电影’，是现在最让他骄傲的事了。”而我们仅存的这点骄傲，也在这个社会不断的利益驱动中，而日趋变味，直至灭亡。

　　从庆子家出来之后，一路上，找了个僻静的地方，黄瓜追上来问起我：“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黄瓜是我们五个人中身材相对较矮，也是最胖的一个，一副豪爽、随和的性格，凑破碗的脾气。

　　黄瓜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人，也拥有小鬼、毛竹所没有的不服命运的折腾劲。在几个月前，他还要我“推荐几本能提升个人文化的书”，他认为自己“在场面上不怎么会说话”，还兴致勃勃地与我探讨罗伯特·清崎的现金流游戏，实现财务自由的抱负。

　　黄瓜知道自己的弱点，但他并不知道怎么去消灭它。他把希望寄托在很多速成书籍中，也寄托在来自上海的、读书成绩向来不错的我给他的零星指点之上。但这些最终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黄瓜说他自己也决定在老家买房子了，他已经向生活正式低头。

　　我对黄瓜说这样很好，而我也许会考虑先买一个汽车。“汽车？你疯了吗？这个不像是你会作的决定。”黄瓜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房子在升值，汽车只是一个消耗品。

　　其实一切也很自然，我对他说，首先是我的家庭需要，其次汽车不止是一个商品，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个象征，表明我们家至少过上了体面的日子。我不想苦了一辈子的父母继续为了我的房贷而受苦。而自己今后会过什么样的日子，现在还真的是不太重要。

　　“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家里是这么穷。”黄瓜说。我说我也是，就这么点钱，怎么算，最后看起来都是错的。

　　五个人钻进庆子的小汽车中，然后像那些过去的年份一样不知所措。“娄XX和唐XX的事你们晓得吗？”毛竹给八卦起了一个头。

　　“晓得的嘞，以前真看不出来，唐XX这个货这么能混。”

　　“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兄弟什么人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小鬼一开口，戳到每个人的痛处。

　　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除了小鬼之外，每个人都还在悉心保护着这层已经找寻不到意义的关系。

　　“去哪？”有人岔开话题，问了一句。

　　“不如去我家看电影吧？”我说，“我家……”

　　“看什么电影？去洗脚吧，按摩。”有人很快打断了我。

　　“肾经喔？”

　　“肾经没意思，只管起飞不管降落。”

　　……

　　信

　　今年更早些的时候，我曾给兰溪帮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我说：

　　“如果说以前我们自以为是两小无猜的兄弟，那么现在是一个互相审视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我们从来就没有两小无猜的基础。现在大家都奔三去了。我们不可能像孩子一样义薄云天，我们有自己的担当，有自己要照顾的家人。我不希望大家只是酒肉朋友，或只是逢场寻欢的战友。从一些意义上说，我想我们都还不太理解‘兄弟’的含义，我们没有一起打过架(除了我与毛竹那一次以外)，没有一起赚或赔过钱，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我相信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兰溪帮的兄弟，一定是更加靠得住的人。”

　　东东枪：静海六青年

　　在E家，他兴冲冲地打开电脑，找到一个网页，问我看没看过这个，那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影片。他为我播放了那影片中的一段，一个男人抱着吉他唱了一首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歌。他站在一旁瞧着，不住地说：拍得可真好。

　　大年初六下午，我在县医院一楼大厅的挂号处遇见了A。他是带他的父亲来检查心脏的，检查完毕之后，他把父亲送上回乡下的公共汽车，自己坐火车赶回北京。他在北京生活有十多年了，先是读大学，后来是工作，目前他供职于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外企，每年回家的次数还不如出国的次数多。A的母亲约10年前自杀去世，父亲前几年再婚了，他和姐姐都很支持，因为他们都身在外地，这样的话，好歹有个人与父亲做伴。今年春节他是在上海与朋友们一起过的，大年初五才回到家乡。一到家，父亲就催促起他恋爱、结婚的事情来。他含糊地笑着、应付着。反正，他的同性恋身份，他目前还并不打算跟父亲坦白。

　　B在县城一家酒店的客房部工作，春节前几天他才来上班。虽然只在这儿工作了几天，他却已经见识到了一些新鲜事，某天深夜加班时，曾有一个年轻姑娘敲开值班室的门，大方地对几个工作人员说：“嗨，我是鸡，就住在附近，我给你们留个电话吧，如果有客人需要？?”这件事他已跟好多朋友说起过。春节后几天，他找一个朋友给算了个命。算命时他一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明年想弄个小店卖冰激凌，生意会不会好？第二个是：有人要拉他一起做一个培训公司，会不会顺利？第三个是：自己该不该离婚？他说今年过年，他一个快乐的人也没有见到。一个也没有。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

　　这个春节，C基本上是在县城某酒店的客房里过的。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开了间房，闷在里头上网，玩“龙虎斗”。前一段时间，就是靠玩这个，他曾经赢过二十几万人民币，他拿一部分钱买了一辆吉利轿车开，但没过多长时间，连钱带车就又都输出去了。春节前这段时间他又输了，他没告诉别人到底他输了多少。春节前他本来还回了次家，躺在床上一语不吭，还流了眼泪。父母家人都训斥他，但C不甘心，他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一定能赢回来。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那家酒店。他希望这次自己离开时还能开着那辆自己的吉利轿车回到家里。要真能那样的话，现在的很多问题就将不再是问题。

　　D的伤口还没完全恢复，那是春节前的一次手术给他留下的。本来他是去治痔疮，但那小医院的大夫检查后告诉他，既然要做手术，不如顺便做个包皮环切，反正也不贵。他就做了，确实也不贵，手术只花了几百块钱，跟大夫告诉他的一样。但不久问题就来了，手术之后原来还需要做后续的治疗处理，为什么要做那些治疗他也不清楚，只是每次遵照医嘱去医院复查，大夫都让他去做一次。做了几次，好几千块就没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手术之后他发现有些方面似乎受了影响？?他老婆跟她的密友提起这事儿，对方说你这样可不成，你会不会出轨啊？她老婆忙说不会不会。对方又说，现在不会，要是老这样可就未必了，不信你等着瞧。他老婆听了，半天没说话。

　　过年这几天，E除了跟家人在一起，就是和一群朋友打麻将。去年，29岁的他开始创业。他在村中办了一个加工厨房大理石台面的小工厂，说是工厂，其实全厂只有自己一个人，进货、加工、送货全是自己。生意还不错，销售最好时每月能赚10000多，但因为花得也多，所以还没攒下钱。但他说：明年就好了。在他家，他兴冲冲地打开电脑，找到一个网页，问我看没看过这个，那部叫《老男孩》的网络影片。他为我播放了那影片中的一段，一个男人抱着吉他唱了一首关于青春与梦想的歌。他站在一旁瞧着，不住地说：拍得可真好。

　　F与老婆一起在一家小企业工作，老板很重用他们小两口儿，两人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四五千。最近几年他一直在为这个老板工作，F亲眼看着他怎么从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一步步变成了坐拥数家企业的大老板。春节期间他还跟朋友聊起这事儿，在他描述的这老板的发家史中，主要的关键词是爸爸、接班、老国企、回扣、好处、三产、隐瞒收入、承包、假酒？?朋友听完说：是不是我们这里的有钱人，大都有一段不体面的发家史？F想了想说：是。F最近想过开网店，但还没有具体计划。每天下班后，假如没有酒局，他就在家上网，看点玄幻小说。最近他开始上微博，但也并不发言。春节前，一个下午，我和他一起到野外走了走。在一片荒芜的河岸上，他弯下腰，用打火机点着了一片枯黄的野草，然后，他就站在风里看那片野草烧啊烧。后来那片枯草就烧尽了，火灭了，地上只剩下一片黑灰，F又抽了根烟，然后就离开了。

　　桑格格：外婆家

　　在挂青的时候，我多给二老烧了点纸钱，包括面值一亿的冥府银行发行的现钞，希望他们自己去买些降噪装置，得一点清静。

　　小时候我迷恋一种游戏：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上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线，这条线不能断，但是尽我所能地画得弯曲一点。我一边画还要一边嘀咕：要到了要到了，坚持哈要到了。我妈觉得奇怪，问我在干啥，我说：我在画回老家的路。

　　我说不清为什么那么迷恋老家。我的老家是外婆家，在四川川北腹地的一片丘陵地带，世代农耕之地。记得小时候，我和妈妈坐着班车能一直到外婆的家门口，如今由于修通了高速公路，班车都是按直达的路线来设计，能直接到乡下外婆家的车已经很少了，我只有包车回家。

　　进入老家的地界时，最奇怪的是两边的山坡上的粑茅恣意猖獗，粑茅冬天枯萎之后，让山坡也跟着变得一片斑驳枯黄。表哥说是这几年乡村也通天然气了，没有上山砍柴，以前这些粑茅，可是最好的引火燃料，现在没有人再需要了。漫山遍野的粑茅，挺好看的，人走在其中，一定像在深山丛林。

　　进入小镇，镇上混得好的人家，都已修了簇新的楼房，讲究的家户，是整栋楼都贴上瓷砖，白色的瓷砖、银色的铝合金窗子加上绿色玻璃，几乎一致的风格，看着让人感觉陌生和冰冷。原来的房子是竹泥白墙、木梁黑瓦，颜色朴素，就像从山水里自然化来的，再有个篱笆围墙，种上几棵树和大丽菊，有鸡啄地，有狗护家—不单是我的外婆家，好像可以是所有人的外婆家。

　　我的外公外婆已不在了，这次回到老家，我还发现他们安静的坟地，现在竟成了一个轰隆隆、非常吵闹的地方。

　　外公本是懂得看风水的，这里是他自己看的坟地，原本背山面水，背靠着这座小镇最大的大坡，面对乡水库，好风光好地方。可是他怎么也没预料到十几年后，会有一条高速公路把完整的田野一劈两半，他们的坟头，如今却要和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相邻。长眠在这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旁边的二老，一定不胜其扰。在挂青的时候，我多给二老烧了点纸钱，包括面值一亿的冥府银行发行的现钞，希望他们自己去买些降噪装置，得一点清静。

　　高速公路改变的还有小镇的入口。原来的省级公路失去了唯一的显耀地位，变得落魄起来，两旁的泥土和垃圾让这条记忆中宽大油亮的柏油马路窄了好多。我记忆中的这条路，有道班维修，承载着很重要的运输功能，轧出的坑洞很快就会修好。可是现在，却是没人管了。

　　当时的道班工人，可是一群多么有活力的小伙子！他们那时候算是乡镇上少有的吃供应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个个正当盛年，真是惹得场镇上的姑娘们都要多看两眼。我表姐何老三，是这条街上有名的侠女，当年也是兴隆街上一朵花，性格豪爽，生性大胆。个别道班上觉得自己条件可以够得上的小伙子，总是要去惹她一番—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何三妖怪举着菜刀、追着某小伙子砍了半条街的事件吧？那可是当年宁静的兴隆街上不可多见的一道风景。

　　回来的第一天，街上正在赶场，每三天就赶一次场的的习俗，倒是还没有变，只是街上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偶尔看见面熟的人—对方是一个衣着颇为时髦的女孩，问起来，原来是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我心虚地问人家：小时候我没有打过你吧？对面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回答：咋没有喃！你小时候最爱打人了！还是那个乡音，没有变。

　　这次回乡，很多景物都改变了，但是你又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家乡。虽然很多年没有回来，但是在潜意识中你也默认它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改变之后的样子，仔细看还是有旧痕迹在的样子。

　　站在依稀还认识的坡头抽根烟吧。这里原来是舅舅家的田地，很多年前种过芦笋，长得绿油油一片，细密的植干滴着露水，像是太绿了、滴出来的绿水。一抬头，门前的一棵树杈上居然用麻绳拴着一只兔子脚！谁家送灾或者招财？毛茸茸吓我一跳，我饶有兴趣地仔细辨认着兔子脚上的指甲，突然觉得开心起来。地里种着牛皮菜，边上花边一样镶着葱和豌豆尖，冬天露水大，菜在露水里嫩得觉得可以生吃。一只小狗脏兮兮地在土里穿梭，眼神婉转可怜。深深呼吸一口冰冷的空气，闻到了稻草燃烧和猪圈的味道，嗯，是回来了啊。

　　马桥印象

　　仁初指给我看胡老师家的房子，说，现在记者们已经很多年不来了，胡老师前两年也过世了。他若有所思地解开裤子，在夕阳中冲着江水撒了一泡尿，然后严肃地说，从前村民可以在水里洗衣，洗被子，现在江水被采金和采砂的污染了，家家都要装净水器。

　　《马桥词典》里描绘的生活，早已远去。书里写的老房子不见了，铁锅也不见了，大院也不见了。

　　南都周刊记者＿王宏宇

　　江

　　“江”在马桥人的生活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因为几乎每个马桥人的家，都住在江边。这是个依水而建的村庄，村民们早上开门，就看见了江；白天种田，脚踩到田里的水，来自于江；晚上关门睡觉，梦中仍然可以听到“江”的流动。所以，马桥人所说的江，实际上是特指家门口的汨江。

　　仁初说，1996年韩少功出的那本书，《马桥词典》里，有一个地方写得不准确。他说，书里说，马桥的水流入罗江，但其实汨江和罗江没有谁大谁小，两条江流到汨罗市区合而为一，就是汨罗江。韩少功写完书后，在马桥北面的八景乡盖了一栋房子叫“梓园”，仁初前年曾经跟人去拜访过他，但当时只顾聊天，忘了说这件事。

　　马桥人大多姓胡。仁初也姓胡，1994年起就是这里的村支书，一直当到现在。他坚定地说，他从前看过这本书。他还说，当年韩少功在附近的天井乡插队，跟村里的音乐教师胡学第玩得好，关于马桥的情况，大部分是从胡老师那里听去的。当年《马桥词典》刚出版时，村里来过一些记者，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典故，也没人采访过胡老师。

　　仁初指给我看胡老师家的房子，说，现在记者们已经很多年不来了，胡老师前两年也过世了。他若有所思地解开裤子，在夕阳中冲着江水撒了一泡尿，然后严肃地说，从前村民可以在水里洗衣，洗被子，现在江水被采金和采砂的污染了，家家都要装净水器。

　　这里的水下还有金沙，自古至今都有人在河上淘金。71岁的薛松林住在距马桥不远的长乐镇，他说，这里清代就有严禁淘金的石碑，现在石碑倒了，淘金的人又回来了。就这一点而言，现在对河道的管理，还不如几百年前。

　　我去看了河中间的采金船。它黑乎乎地蹲在那里，上面没有一个人。只有机器往复运作，每隔几秒，就发出一声巨大的哐啷声，在云雾缭绕的青山间回荡许久。白天还不觉得怎样，晚上听到，仿佛身在炼狱，又好像《魔戒》里魔都半兽人趁夜打造兵器的声音，哐啷，哐啷，一直响到天明。

　　书(以及“那本书”)

　　和想象中的不同，在马桥，很多人并没有看过《马桥词典》。每次说起，他们会愣一下，然后说，哦，你说那本书啊！我知道，但没看过。

　　《马桥词典》里描绘的生活，早已远去。书里写的老房子不见了，铁锅也不见了，大院也不见了。一条水泥修筑的村村通公路横贯东西，一到晚上，就亮了起来。现在的马桥人，家家住的都是两层的小楼，屋里有电视，还有洗衣机。仁初家甚至还有组合音响。但他家里没有这本书。说实话，他家里一本书也没有。

　　群华戴着一顶前进帽，抽起芙蓉王来很凶，一支接一支。仁初介绍说，在马桥，群华发歌算是最有名气的一个。

　　发歌就是唱山歌，《马桥词典》里提到过一个很会发歌的万玉，很受姑娘媳妇欢迎，还会唱荤段子。前年镇上要搞长乐镇建镇千年庆典，还事先和群华打招呼，要他到时去发几首歌。但后来庆典没有拉到赞助，发歌的事情也就作罢了。

　　群华今年67岁了，会发几十首歌，年轻时也很受欢迎过。他也会发荤段子。我请他发一个来听听，他很不好意思，说有规矩，山歌不进屋，不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唱，只好作罢。

　　群华年纪大了，也很发愁发歌传承的事。他只有一个孙女，但是他不肯教她，因为传统发歌不能传女子，再说，山歌里的荤段子也不好教给她。群华说，如果有男人上门来学，就传授给他，算是徒弟。

　　打包

　　在马桥玩了几天，我听到消息，跑去几里外平江县的青林村蹭吃喜酒。

　　确切地说，是出嫁女儿过年回娘家的“于归酒”。我到的时候，红帐篷已经扎了起来，上百人坐在里面，等着开饭。主人似乎并不介意陌生人的到来，有人跑来握手，又有人把我安排在一桌坐下，端上擂茶，里面漂着香喷喷的芝麻和豆子。

　　每个人面前都有个饭碗，碗底写了个“孝”字，我觉得奇怪，问旁边的大嫂，说是这里请客都讲究外包，那个“孝”字是出租碗筷的人的名字，以便还碗时方便辨认。

　　菜还没有上，主人那边就有一个女孩，按人头给每个人发塑料袋。连抱在怀里的孩子，也有一个。旁边的大嫂开始张罗，把桌上碟子里的红包分给每个人，把瓜子香烟也拆开，每人一把丢在塑料袋里。另外，每个凳子脚下放着一包“芙蓉王”和一袋糖果，也是用来打包的。接下来，每上一个菜，待到人人吃过以后，都要分开打包，装进塑料袋，等到吃完，桌上已经什么都没有。

　　我看了看红包里面，装的是10块钱。因为来之前查过打包的习俗，所以假装并不如何惊讶。实际上，这里千年前就有打包的习俗，从前是每道菜上来夹到桌角上，现在改成了塑料袋。我只是没有想到打得如此干净。

　　我看看表，一顿有八道大菜的丰盛筵席，只用了10来分钟就吃完了。来自三乡四里的亲朋们抹一抹嘴，把塑料袋放在摩托车的置物盒里，也不和主人招呼，就突突突地呼啸而去。邻座的大嫂告诉我，在这里，请客对主人来说是一件不小的负担，即便算上礼金，这顿酒办下来，也要赔上几千块钱。

　　采砂(以及采金)

　　住在河边，最大的资源就是河里的砂。马桥从前有200多条采砂船，后来退沙还林，现在只剩下4个砂厂，20多条船。

　　对面属于平江县的普平村，当初整顿，也合并了很多砂厂，但剩下的还很多，有30多个厂。几年挖下来，加上涨水，河道都被挖得偏向了马桥一边。从前马桥人洗衣服的码头被淹没了，河堤上一家人的房子，因为地基被水淹，前些日子也垮掉了。

　　一边人多砂少，一边人少砂多，所以河两边的砂厂，经常冲突。去年11月双方冲突过一次，对方拿了钢管，马桥这边没带武器，被推了几个人下水，后来岳阳市水利局领导来现场办公，裁定了一下，对方再到河上的沙洲采砂时，汨罗警方出手，行政拘留了对面两个人。

　　今年正月初九，双方又冲突了一次，马桥这次带了钢管，没想到对方使用了旱雷和砍刀，被伤了几个人。两边的警方都出了警，但事情还没有处理结果。

　　仁初这两天很忙，受伤的村民要送医院，家属要安抚，村民要劝阻。他作为村干部，不可能鼓励械斗。但彻底解决这件事，又远超他的能力范围。

　　双方械斗的时候，远远在河上游那条采金船，只是冷冷地看着。这是仁初更头疼的事。采金船把整个河道都围起来了，污水就直接排进河里。仁初认为那条船绝对是非法的。理由是上次领导检查时，对方把船炸沉了，领导一走，又把船吊出来焊好接着用。

　　晚上吃饭时，仁初高兴地说，你听，警察来了，采金船现在晚上不作业了。他兴冲冲地端着饭碗跑出去听，垂头丧气地回来。晚上哐啷、哐啷的声音，仍然像往常一样，响到天明。

　　小城堵车记

　　赚了点小钱的人就开着自己的小车衣锦还乡，混得不太好的，甚至会租一辆小车。谁也不肯输了面子，拼命购物送礼走亲戚，都似乎要把这一年欠自己的和欠家人的都给补上，我小叔家开的一家小店过年期间十来天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平时几个月的收成。

　　我接到编辑电话写一篇回乡随笔时，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噪声场中，刺耳的喇叭声、钝钝的马达声、尖锐的刹车声此起彼伏，汽车、三轮车、摩托车、大板车歪歪斜斜地占据了全部的道路，不时蠕动一下，没有人行道，像我这样的行人不得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各色车辆当中，无奈而危险。

　　南都周刊记者＿徐卓君

　　这里是春节前中部地区的一个不发达的县城，当我厌倦了北京这个巨大的停车场之后，我以为回到家里有湿漉漉的青石板和安静绵长的小路，我以为这里还是我记忆中宁静祥和的小城，谁料到我只不过是从一个特大号停车场搬到了一个中型停车场而已。

　　实际上，这不过一个序曲，还有更多的堵车等着我，腊月二十九，我去往离县城10公里的乡村看望爷爷奶奶，短短10公里路，借来的那辆小车跑了1个半小时，在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还堵了近一个小时不得动弹。

　　我顺着尘土飞扬的马路看过去，清一色的浙A牌照的小汽车停在路上按喇叭。父亲告诉我，他出生的这个乡村，大多数青壮年都在浙江一带打工或做一笔小生意，平日里只有老老小小留守在村子里，只有少数人家会种种田打发时间，十分萧条。每逢过年，倦鸟归巢，赚了点小钱的人就开着自己的小车衣锦还乡，混得不太好的，甚至会租一辆小车。谁也不肯输了面子，拼命购物送礼走亲戚，都似乎要把这一年欠自己的和欠家人的都给补上，我小叔家开的一家小店过年期间十来天的收入可以抵得上平时几个月的收成。

　　但也是在这个平日里萧条、过年热闹的县城里，多数职位的收入不过千元，房地产业却十分发达，售价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都被抢购一空，虽然多数房子还是空在那儿。近日才开张的第一家肯德基更是门庭若市，据说一天的营业额就达到十几万，就连大年三十晚上，都有一群人在排队。趁着过年热闹，什么都在涨价，就连洗头都涨到30元一次，炒米粉也从三四块涨到七块一碗。这些生意人似乎要趁着过年的狂欢，把一年的钱赚完，因为大年过后是无尽的冷清和萧条。

　　不只是个别小村庄，整个县城都充斥着外地牌照的车，而本地的汽车似乎成了少数派。一个不那么精确的数字，在这个150万人口的县城里，有将近50万的人在外工作或求学，只有春节期间才能返乡团聚。因此在过年期间，县城里，县城到乡村，县城到城市的各条马路都在超负荷运转，经常性地罢工。

　　比起著名的停车场北京，这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固然和过年的返乡大军有关，也和特有的道路文化有关。我的驾龄不长，一年多，成天抱怨北京的司机和行人的不规矩，但现在据我看来，比起我可爱的家乡的司机和行人来，他们还是文明许多。

　　县城的道路大多不宽敞，哪怕是主干道，也只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马路，没有护栏，没有道路的分隔栏，没有自行车和人行道，没有掉头箭头，什么都没有，这马路上的秩序只能靠司机和行人的自觉来维持。但多数人并没有这份自觉，双向两车道的马路，硬生生被挤成三车道，一个不小心，就有挂蹭事故发生；在这条拥挤不堪的马路上，任何车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掉头，拐弯；行驶不畅时，后面的车不是耐心等待，而是开始按喇叭，按喇叭还算好的，更多的人改道，去另一条逆向车道上，又堵住了对面来的车，周而复始，直至它成为一个停车场。

　　一条叫建设路的主干道上，自我腊月二十七回家后的十来天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喇叭大合唱，更是在我走的那天大年初六达到了顶峰，我沿途看到了十几拨婚车，一拨拨婚车把路堵得水泄不通，车里的新娘急得花容失色，酒席上的客人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当车驶离这座小城时，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回头望了一眼，我的视线里，它在慢慢远去。

　　王久良：被癌症击倒的凤凰

　　在癌症阴云的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众说纷纭。连续三十年来的化肥与农药是不是真正的推手，这也仅仅是两位医生以及乡亲们依据个人分析的揣测。问题已然出现，可问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山东省安丘市凌河镇凤凰官庄，我的家乡，这个有着如此美丽的名字的小乡村，如今却被癌症的阴云笼罩着。

　　腊月二十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外忙碌一年，我也是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只想着欢欢乐乐地好好跟家人过个年。谁曾想刚进家门没多久，就听说我本家大爷病重，已是卧床不起，再细问，家人说是肺癌。回乡的喜悦即刻被忧伤替代，因为我心里清楚，这种病到了这个时候，已无回天之力。此时的本家大爷已经基本处于半昏迷状态，偶尔能说出几句话，含混不清，无非也是问问自家的牛牵院里没有，谁家借的秤还了没有等等。到了最后，明明是躺在自家的炕上，但嘴里却一直在说着：“家去吧，家去吧，别在别人家里”。本家大爷到底没有熬过这个年—腊月二十六，去世，二十八，出殡。

　　仅仅是在此两个月之前，我的亲叔叔也因癌症去世，为他送殡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纸钱还未燃尽，如今又添新坟。在新坟与新坟之后依然还是新坟—也仅仅是在此一年之前，我的父亲同样也是因为癌症离世；而在两年前，我的另一位本家大爷也同样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现在，不幸的是，我的一位本家哥哥正处于癌症的晚期……

　　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这个春节是在忧伤中度过，别人家都贴着红红的春联，我们家族里的好多家大门上却只能贴着黄裱纸，没有磕头拜年，也没有走亲访友。亲人患病的苦痛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的父亲被肺癌折磨得喘不上气来的样子。本家大爷在昏迷之前也许是因为病痛所产生的燥热，光着膀子在三九的天里大开着窗户，屋里也不让生火，而其肌肤却是冰凉冰凉。我的另一位本家大爷在去世之前实在是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最后找了根绳子，趁着晚上子女不在身边时寻了短见。还有现在我那位本家哥哥，我也实在不忍心说他现在的情况了，总之我觉得癌症就是一个魔鬼！

　　可在忧伤之外，家族里的人也同时产生了深深的疑虑，都在怀疑这是不是遗传的原因。过年期间，我们兄弟们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可据我所知，癌症并非遗传所致。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除了我们家族，其他族姓也有这种状况存在。就在我们这个仅有六七百常住人口的村里，从2005年到现在，在这短短五六年时间里，掐指一算共有13位村民因为癌症去世，而因为其他原因离世者却仅仅三两人而已。

　　伴随着我叔叔和本家大爷的相继离世，癌症迅速成为村民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这一连串的事实就摆在村民们的眼前，从而也就难免地造成了集体性的恐慌。大家都在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癌症会接二连三地降临？有人说这是跟化学品污染有关，可就近并没有什么大的化工厂以及其他企业，也没见到明显的水源与空气污染的痕迹；也有人说是跟村里村外的养殖场太多有关，但这也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直接的联系；还有人说是“人瘟”，但癌症又确实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村里的老人们开始怀疑是村里的风水出了问题，还正琢磨着做一场法事呢。总之，在癌症阴云的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众说纷纭。

　　人们都在害怕这种不幸会落到自己以及亲人的头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癌症不仅会夺去人的生命，同时也会影响甚至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所以也就难怪乡亲们都说，癌症就是“人财两空的病”，花多少钱也治不好的。话虽如此，真若不幸患上了癌症，无论是做子女的还是其他家人，又有谁不是竭尽所能地去给患者医治啊？别人不说，我父亲在查出癌症之后，我们兄弟三人也在商量着，只要医生说还有一线希望，那我们就不能放弃，最后结果是送了几万块钱的同时也把父亲送走了。

　　还有我叔叔，前前后后也花了三四万，他就这点积蓄，最后一点也没给我婶子留下。我们村还有户人家，本来经济状况还算可以，最后人走了，留给家人的却是满身的债务。

　　刘振海，凤凰村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可以说见证了近几年村里所有的癌症患者的离世。我与他交流，他也表示近几年来我们村的癌症患者多得出奇。村里人整日劳作，平时身体有点不适也不太在意，当病情加重去医院检查时，若是癌症，也基本都是晚期。高昂的医疗费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一般是在县城医院医治一段时间后，限于经济状况，大多都是回家等着了。面对这样的癌症晚期患者，刘振海也时常感到深深的无奈，只能本着尽量减轻病人痛苦的原则对病人进行着临终的关怀。而对于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刘振海也从来都是先顾着病人，医药费都是日后再说。当我问及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时，他回答说“这种因病返贫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总之在癌症阴云的笼罩之下，人心惶惶，众说纷纭。

　　王兴林，从医40多年，也是我们当地有名的乡村医生，对我家乡四周围百姓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他是非常地了解。据王兴林的粗略统计，相对于其他村庄，近几年凤凰村的癌症患者的确是格外的多。但同时也表示，其他村庄的情况也不容忽视，以他所在的李戈村(与凤凰村相邻)为例，人口与凤凰相仿，近几年因为癌症去世者也有十几个。所以针对包括凤凰村在内的癌症高发问题，同样也引起了王兴林的关注。他说，在他行医的这45年中，前十几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仅遇到过一例癌症患者；从1980年代到2000年，癌症开始逐渐增多，但数量也不是很大；而到了2000年之后，用王兴林的话说，“癌症几乎一下子到了爆发的时期”， 而且患者年龄逐渐向年轻化发展，有些患者年龄仅仅40岁左右。发病器官也多以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居多。

　　当我问及癌症频发的原因时，无论是王兴林还是刘振海，都开始怀疑跟摄入食物的药物残留与水源污染有关。王兴林还给我罗列了很多蔬菜种类所使用的化肥以及农药的实例。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我家乡所在的安丘市凌河镇以及其他几个乡镇，是全国有名的大姜大蒜以及其他蔬菜的生产基地，现在几乎全部的田地都在发展高效农业，传统的粮食种植面积已经很少很少。所谓的高效农业也就意味着高量化肥与高量农药的使用，我不夸张地说，从一粒种子入地一直到蔬菜收获，甚至到我们的餐桌之前，全程几乎不间断地伴随着化肥与农药的使用。

　　当然了，笼罩于家乡上空的癌症阴云，连续三十年来的化肥与农药是不是真正的推手，这也仅仅是两位医生以及乡亲们依据个人分析的揣测。问题已然出现，可问题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到底在哪里？何时才能拨云见日？我想，此时的大部分乡亲都在如我一样苦苦地等待着答案吧。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