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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志武
一百六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
上次本栏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上千上万,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今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到,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做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上文登出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 等等。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五位同仁(Robert Allen, 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 Christine Moll-Mura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篇题为《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至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代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在一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等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等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面粉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麦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一斤1元1毛,12亿美元相等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000斤要10.5两银子,4937万两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一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也显得更多。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它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的。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存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更加显得高了。第四,相反,鸡蛋、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越珍贵,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作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一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一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一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
外来的空调和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
实际的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录,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达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
1950年代,中国选择与世界隔绝,逆潮流而行,将全球资本的力量拒之门外,在内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私人财产,全面实行国有,抑制财富创造力和物质生产能力。结果,特别是文革期间,普通中国人的一天劳动所得重回新低。1976年前,北京普通工人的收入包括非现金福利和工资两部分,由于那些隐形收入不好估算,这里我们可看看那时的现金收入。普通工人单位一天的边际收入大约为1元,也就是说,多打一天工可得1元,按当时米价4毛一斤、肉7毛一斤、鸡蛋1毛一只计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2.5斤米(是乾隆中期的0.46倍),1.4斤肉(乾隆中期的一半),或者10只鸡蛋(乾隆中期的八分之一)。那时,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可能达到乾隆之后的新低。
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4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4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28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力,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数倍!
文革时期,买一台自行车、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四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美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它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份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为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1毛5,等于一天劳动能买3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能力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能力。
到今天,村里农民多做工一天,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比文革高15倍),5.7斤鱼(比文革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既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使他们的实际收入能力增加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对服装业、对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对在村里、村外的农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按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作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增加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高于从事简单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
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28年增长许多,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农民的生活显然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孙文领导的革命以及之后各种名目的革命的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28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政治运动和革命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是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土地公有等体制制约了农民的发展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我以前通过系统的实证数据说明过,在过去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框架下,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实现公有制,不仅人人可以日子过得很好,而且通过科学的或者说“有计划、有步骤”的政府资源配置,可以让人人收入平等。—— 但实际的经历是,在那种体制下,不仅从北京到农村,人们的真实收入出现了历史性的下跌,而且资源和收入机会是靠权力配置,靠关系配置,不是按什么“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配置资源。所以,解放生产力、促进收入机会平等的药方不是走回老路,而是进一步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宪政民主改革。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8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多倍。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比民国时期、比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这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在于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
注释: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作者感谢袁为鹏、李利明、曾人雄、文贯中、韦森、周程给本文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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