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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笔杆子PK枪杆子——中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

热度 1已有 1020 次阅读2008-8-4 10:34 |个人分类:教育学习

崇文抑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存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paopaotaiqiang 2012-4-23 14:30
好文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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