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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笔杆子PK枪杆子——中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

已有 596 次阅读2008-8-4 10:34 |个人分类:教育学习

笔杆子PK枪杆子——中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
2008年08月03日08:40   成都日报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先锋国家历史》特约撰稿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多次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洋务面前逐渐适应。图为中国第一列火车头。(1901年 北京)

甲午战争后日本靖国神社大祭(1895年图)

西方的入侵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剧烈变革。图为好莱坞著名电影《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剧照。

李鸿章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图为美国报刊“恶搞”李鸿章的广告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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