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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PK枪杆子——中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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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PK枪杆子——中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
2008年08月03日08:40 成都日报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先锋国家历史》特约撰稿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多次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洋务面前逐渐适应。图为中国第一列火车头。（1901年 北京）
甲午战争后日本靖国神社大祭（1895年图）
西方的入侵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剧烈变革。图为好莱坞著名电影《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剧照。
李鸿章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图为美国报刊“恶搞”李鸿章的广告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2008年08月03日08:40 成都日报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先锋国家历史》特约撰稿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多次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洋务面前逐渐适应。图为中国第一列火车头。（1901年 北京）
甲午战争后日本靖国神社大祭（1895年图）
西方的入侵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剧烈变革。图为好莱坞著名电影《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剧照。
李鸿章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图为美国报刊“恶搞”李鸿章的广告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