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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补钙吗？

                           ·方舟子·

    人体要正常地运转，除了需要从食物中吸取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和维生素，还需要多种矿物质。其中需求量最大的矿物质是钙，大约占了体重的
2％。体内98％的钙都用于组成骨骼。

    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骨骼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系统，不断地发生着新旧更
替：在骨的表面，成骨细胞不断地吸收钙制造新的骨组织，而旧的骨组织则不断
地被破骨细胞破坏掉。在少年儿童时期，新生的骨组织远多于被破坏的骨组织，
钙的净吸收量能达到60％，骨骼也因此不停地增长。到20岁左右，骨骼的增长停
止了，骨吸收的钙量逐渐减少，不过仍多于丧失的钙，骨质因此变得越来越密，
直到30岁左右，达到了最大值。

    从30多岁开始，骨丧失钙的速度逐渐高于吸收钙的速度，从而导致骨质的减
少。从40岁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逐渐丧失骨质。如果在30岁之前没有存储
足够多的骨质，之后又没有补充足够的钙，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丧失越来
越多，骨变得越来越疏松，最终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很容易发生骨折，就得了
骨质疏松症。这是导致老年人残废和死亡的主要因素，大约一半的老人面临这种
危险。骨质疏松症的另一个后果是脊柱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导致驼背，压迫内
脏。绝经妇女受骨质疏松症的影响更大，骨质疏松症的患者约80％为女性。

    因此在人的一生各个时期，都需要保证能从膳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根据美
国医学科学院制定的标准，青少年时期（9岁～18岁）对钙的需求量最大，每天
要摄入1300毫克。成年人（19～50岁）每天推荐量为1000毫克。由于对钙的吸收
能力随着衰老而降低，所以51岁以上的成年人的每天推荐量又增长为1200毫克。
孕妇对钙的需求量显然也要增加，但是由于孕妇从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也增强，所
以每天推荐量没有增加，仍然是1000毫克。

    鲜牛奶和酸奶是饮食中钙的重要来源，一杯（240毫升）鲜奶或酸奶的钙含量
达300毫克。此外，豆腐、坚果和深绿色蔬菜（甘蓝、花椰菜等）也富含钙。但是
大部分人并没能从日常饮食中吸收足够量的钙，女性尤为明显。因此，人们需要
有意识地补钙，有计划地增加饮食中钙的含量，例如每天喝3杯牛奶。但是对许多
人来说，是很难长期实施这样的饮食计划的，那么就可以考虑每天口服钙片。

    目前市场上卖的钙片主要是两种形式：碳酸钙和柠檬酸钙。碳酸钙片比较便宜，
含钙量高（含40％），但是要有足够的胃酸才能被吸收，最好在进食时或进食后
不久胃酸分泌最高时服用。柠檬酸钙比较贵，含钙量低（含21％），不过不需要
胃酸也能被吸收，比较适合胃酸分泌少的老年人。各个厂家生产钙片质量不一定
一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测试它们是否能被身体吸收：用一小杯温水或醋溶
解一片钙片，看看是否能在30分钟内几乎全部溶解。

    因为许多人误以为天然的东西较好，所以市场上还有一些用牛骨粉、白云石、
贝壳粉做成的“天然”钙片，但是这些“天然”钙片可能含铅、汞、镉等有害重
金属，要避免服用，不要迷信“天然”的东西。

    人体一次最多只能吸收500毫克的钙，因此不要买每片含量高于500毫克的
钙片，否则只是浪费。如果你需要一天补1000毫克的钙，应分两次各服500毫克
的钙片，而不要一次服1000毫克。有的人在吃了钙片后会便秘，如果发生这种情
况，可以尝试改用一天多次服用小剂量的钙片。

    补钙不是多多益善。每天摄入的钙不宜高于2500毫克，否则有导致血钙过高、
损害肾脏、影响其他矿物质的吸收等危险。以前有人担心高量摄入钙会导致肾结
石，最近也有一项调查表明那些每天服用钙片的老年女性患肾结石的比率略有增
加。不过，其他的研究表明高量摄入钙反而降低了肾结石的风险。最常见的肾结
石是草酸钙肾结石，摄入草酸过多和饮水过少可能是形成肾结石的更主要因素。

    人体要吸收、利用钙，需要有维生素D的参与。一个人每天对维生素D的需要
量为5～10毫克（200～400国际单位），但是人的皮肤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可以自己
合成维生素D，无需从膳食中摄取。不过人体产生维生素D的效率和肤色深浅有关。
肤色浅的人只要在阳光下照射15分钟就能够生成足够一周需求的维生素D，肤色深
的人则可能要用几个小时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如果你的肤色很深，或很少晒太
阳，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D片。维生素D也不是多多益善，如果每天的摄入量超过
50毫克（2000国际单位），会危害健康。

    然而，靠钙片补钙的效果并不像钙片广告所宣传的那么大。今年2月美国研究
人员发布了一项关于补充钙剂、维生素D和骨折风险的研究报告。他们对36282名
50～79岁的绝经期健康妇女进行临床试验，将她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口服
1000毫克钙（碳酸钙片）和400国际单位维生素D，一组每天口服安慰剂，试验时
间平均持续7年。结果表明，补钙组的髋骨骨质密度有略有增加（增加了1.06％），
髋骨骨折的发生率平均减少了12％，不过后一数字被认为不具有统计意义。补钙
对60岁以上的妇女的作用更显著，补钙组髋骨骨折发生率减少了21％。

    导致骨质疏松并非只有钙摄入量不足这个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包括遗传、
吸烟、酗酒、雌性激素少、缺少运动、身材单薄、摄入食盐和肉过多、某些药物
的副作用等。因此要预防骨质疏松，除了补钙，还要尽量减少其他因素，戒烟、
戒酒、增加运动、减少食盐和肉的摄入。每天从事30分钟的跑步、滑冰、举重、
体操、舞蹈等需要抗拒重力的负重性运动能够增强骨的强度和密度，有助于预防
骨质疏松。膳食中食盐和肉过多会使肾脏排泄过多的钙，因此应把每天食盐的摄
入量控制在2400毫克（约1小调羹），肉控制在170克。

（《经济观察报》2006.11.27.）

(XYS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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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邹先生的回忆

　　何士刚

　　十一月二十三日，刚进所门，就听说了邹先生去世的噩耗。并不觉得突然，
因为先生已经与癌症斗争了很久，但仍十分悲伤。就在几天前的晚上，回所时遇
见了先生的司机，拿着大包小包出门，以为先生出院了，但一问知道先生又住院
了。托他转达对先生的问候。不料这竟是我对先生最后的一次问候。先生的追悼
会将于十二月一日举行，届时因为在香港举行的亚大神经科学会上邀请我作报告，
不能最后一次与先生道别，所以把与先生交往的回忆变成文字，聊表对先生的追
思。

　　说来惭愧，在国内学的生物却一直不知道邹承鲁的大名。从美国回澳大利亚
工作后，看到1998年4月28日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先生写的题为‘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的文章，感到强烈的共鸣，于5月6日给先生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我的感受。当时我在离开四年后刚回了一次上海，感受到了上海惊人的变
化，开始认真考虑回国发展的决定。令我吃惊的是6月12日，先生给我发来email，
邀请我在回国时访问生物物理所。当年八九月间去北京参加首次在中国举行的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1998年与香山会议共同举办，自第二届起移至香
港科技大学）时，去生物物理所，讲了个报告，拜访了先生。先生的办公室非常
整洁，进去要换拖鞋。与先生简单地交谈，告诉先生我已决定回上海工作，先生
听了非常高兴，并希望保持联系。

　　2003年，在我担任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负责研究生工作期间，希
望努力改革研究生政治课，使之更多地成为科学道德和公民道德课。邀请先生到
上海给学生讲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问题。虽然先生已发现身患癌症并开始接受化
疗，仍欣然应允了我的请求。而且先生还告诉我，他已多年不在晚上讲报告了，
因为比较激动以后会影响睡眠，但在我解释了我们的政治课本来就安排在晚上，
白天学生有其他课程后，先生答应破例在晚上讲课，先生的忘我精神使我深受感
动。好望角大饭店能容纳五百多人的大厅那晚挤得水泄不通，加满了座位的走道
上还见缝插针地站满了学生，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场面之一，也是我做研究生工
作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之一。我希望听过那次课的学生们，能记得先生的教诲，
在刚刚开始的学术生涯，有一个好的开端。

　　那晚我请先生吃饭。先生精神还很好，食欲也不错。可能在北京时间长了还
挺牵记上海的饭菜，一份烤子鱼（凤尾鱼的上海话）几乎是先生一个人吃了。第
二天晚上，我请先生和生科院的几个老师和领导在新天地吃饭。带着先生在附近
的人工湖和绿地转了转，看看上海的巨大变化，然后去新吉士吃饭。看着先生很
喜欢我点的菜，特别高兴。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我和先生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先生回京后不久，寄来了亲笔签名的与他在上海报告同名的书“维护科学尊
严，探索科学真理”。读后十分感慨，对先生多年来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学
术环境的努力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许多问题是先生早就在说了，而且一而再，再
而三的在各种场合说的，但仍然没有解决。遂成“白说还得说”一文。

　　人的命运有时真还难以预测。我这个刚回国时几乎憎恶北京的上海人，在回
国五年后决定到北京工作，加入生物物理所，竟有幸与先生成了同事。知道先生
已经多次接受化疗，身体十分虚弱，但仍经常在所里见到先生的身影。开始由司
机搀扶，后来坐着轮椅。在北京的二年中，在先生住院接受化疗期间，我同舟子
二次相约去看望先生。最近一次是在今年六月。当时先生的女儿也在，那天虽然
天气炎热，但先生心情很好，把我和舟子一一向她女儿介绍。谈话的内容主要在
所里的情况，可以看到先生依然十分关心所和院的发展。

　　先生走了，在当天下午的组会上我对学生们说：“中国少了一个知识分子。
有人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前面的定语是不必要的。”知识分子
是社会的良心，如果良心黑到能为‘珍奥核酸’做广告，那还是良心吗？如果看
到象‘珍奥核酸’这样打着科学的旗号欺骗大众，而百姓因科学知识不丰富而上
当受骗也不说话，那还有良心吗？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良心，还能叫作知识分子
吗？

　　先生走了，我们应该记住的，不光是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更应该
记住的是先生为了给中国的科研事业创造一个纯洁的环境而作出的奔走呼号，应
该向先生学习的是对弄虚作假，对打着科学旗号行骗的形形色色的骗子，给予最
直接、最不留情面的揭露。

　　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在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使中国的
科学研究能够进入世界的前列，使中国的大众能有更高的科学素养，便是对先生
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先生，您安息吧，您未竟的事业，会义不容辞地落到我们的肩上。

　　2006年11月28日于生物物理所

(XYS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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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授晋升路径

　　老付

　　“中国大学的教授真多”，这是一位在中国几所大学进行短期讲学后的英国
学者的感叹。对这位英国学者来说，中国大学教授、副教授之多简直不可思议。
我作为陪同人员与翻译只得向他解释，中国大学的教师晋升体制与英国不同才造
成这样的教授多的状态。其实我知道，不论是英国体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
还是美国体制，获得大学教师的最高职位者——正教授都不可能象中国一些大学
这样多。美国较多一点。英国大学体制下，教授是很少的。目前中国大学教授泛
滥的局面已经成了一种国耻。一些大学已经发展到正教授占该系教师的一半以上，
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高比例。本人尽管不才，也混了一个副
教授，但在对外交流中，一般自称“faculty member”, 避免用“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由于经常参与国际交流，介绍中国同行时一般沿用美
国的作法任何教师都统称教授，但最怕中国同行与西方大学的同行交换名片，因
为交换名片时，有时中方人员几乎都是正教授，特别是一些学校领导。老外有时
问起有些学校领导人是研究什么领域时，那些完全行政出身的“教授”领导自己
尴尬，作为介绍者也尴尬。一些来自英国体制下的外藉教师对教授还是带有一定
的尊重，工作时间长了，有时不避要找一些与他们研究领域相同的教授进行交流。
但我们有些教授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更不要说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了，
净在那里胡说。我认为，中国的教授不一定要英语好，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
（许多西方大学的教授也不懂外语），但作为一定领域的教授如果连自己领域国
际通行的概念和理论都弄不清，这种教授也太丢人了。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
些教西方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管理和文学的教授对一些西方概念、理论和
术语也不清楚。有时我怕翻译错误让老外用英文写下来，让中国教授就这些概念、
理论与术语交流，但有的中方教授所说东西与老外所说完全不同。我怀疑他们教
学生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西方人的东西，他们是怎么写出有关论文和专著的。我
想中国自己专门的学科可能有自己的术语、概念，但来自西方的术语、概念，作
为这一专业的教授自己说的与外藉教师不同大有冒牌之嫌。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七、
八年老外回国时曾对我说，中国教授太多影响中国大学的声誉。中国教授不佳与
中国教师晋升教授途径有关。

　　就我的观察，在中国当上教授的途径有下列几种：

　　第一、“以官当教授”的产物。只要在大学中混一个行政职位那怕是教研室
当一个小头头，在职称上都要照顾。如果不是学术上太差，一般来说，这些头头
都能弄个教授。对大学的官来说，官越大，提教授时的学术要求就越低，甚至没
有学术要求。许多大学里的管理型教授就是这类没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这种类型
的教授既不上课、也不真正做研究的。有人开玩笑地讲，这是中国最大的“既不
教、也不授”的教授群。有些管理类、政治思想教育类的教授可以说是半文盲，
甚至连报纸和文件都看不懂。我们南京地区的著名大学——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
就是这样。该书记居然2002年在当地一张较有影响的报纸上撰文，说什么该校建
校100年来取得的成绩主要在于始终贯穿了“三个代表”。这在南大教师中曾作
为笑柄，有人甚至写了讽刺文章贴上了新语丝。一位南京大学的教师说，既然是
一位政治思想教育类的教授，至少应该能读懂党的文件。

　　第二、“论资排辈当教授”。中国大学“论资排辈”是根深蒂固的；就连中
国上一届分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在离任前也说，“论资排辈”和“文人相轻”
是中国大学内的两大弊端。中国大学教师对当教授今年“轮”到谁都很敏感。这
种“轮”就是资历到了。一般而言，资历很老但没有当上教授的教师，他/她心
理不平衡，领导好像也欠了他人情，群众也普遍同情，学生也抱不平。特别是一
些教学较好，但没有什么科研成果的教师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照顾老
同志，为了“以人为本”，大家也愿意让他当教授。社会主义吗，就是要“人人
享受公平”。这种人当教授时，有时群众评议票高得惊人。大家都有一点心理，
与其让一个对大家都有“威胁”的人当，不如让一个对大家都没有“威胁”的人
当。一个学术强的人当教授，以后会对其他人当教授严格要求，学术不强的当教
授则不会这样做，因为他自己就不行。另外，既然学校的各级官员可以降低学术
水平要求当教授，为了稳定人心，搞好团结，对一般教师也能过于苛刻，特别是
对一些年长的、资历老的教师就更不能要求过高。否则，学校的干群关系会紧张
的。所以，每年学校评职称前，各院系的领导都会向学校争取教授指标，向有关
评审专家和领导打招呼，为这些人争取当上教授。

　　第三、“靠各种关系当教授”。中国就是一个关系社会。在中国大学里，当
教授也离不开关系。这种关系现在相当泛：如某教师的配偶、父母或亲戚是有权
的人物，或一位大款，或一位学术权威；或者某位教师机遇好，“傍”上了这样
一位，这些教师只要学术上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当上教授的可能性都很大。有
时领导会创造机会让这种教师当教授。在这些“靠关系当教授”中，其中一个因
素是少不了的，这就是与学校各级的领导关系，能有学校级领导支持当教授是最
快的，能有院系领导的帮助当教授次之。所以，在中国大学，一些学术不太行的
教师如果会“讨”领导欢喜，这些教师如果不是学术上太差，也容易晋升。为此，
有些教师在领导面前自贬得很厉害，背后“跑送”也勤快，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

　　第四、“靠帮派体系当教授”的平衡。中国大学拉帮结派是普遍现象，如果
谁还守着过去的“君子不党”的信条，只好自我孤立。因此，在中国大学当教授
时，派系关系十分重要。这一派有人当了教授，另一派当然也要有人当，否则，
不平衡。几年前，北京大学要搞教师人事改革，“什么本校不留自己的毕业生，
主要海外招聘”，以为这样就是杜绝中国大学内的“近亲繁殖”，“拉帮结派”。
其实，这种改革在中国大学绝对根除不了拉帮结派现象；即使教师来自五湖四海
也照样拉帮结派。我所在学校一个系里由于组建不久，教师基本上来自五湖四海，
几年后同样结成帮派，现在几派斗争的激烈性不比其他老资格的系差。如果某教
师不加入帮派，当教授时，即使你水平再高，不是没人帮你争取教授指标，就是
评审委员会内没人为你讲话。评审委员会内真正愿意以学术为标准评教授的委员
不多；即使想坚持学术标准的委员，或因为人数太少，或因为其他因素也成不了
气候。

　　第五、“创收当教授”。这年头，任何学校都缺钱，北大闵维方书记前几个
月就说出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世界一流大
学的经费。在这样的条件下，哪一位教师要能创收，不管是骗还是蒙，只要能搞
来钱，就是学校或者院系的功臣，学校也最大奖励就是当教授。这种许多院系的
创收“能人”自己也认为当教授是应该的。至于学术水平那根本不重要，有那么
多学术水平不高或根本没有学术水平的人当教授，他/她为院系“办班”或拉
“项目”创收了不少钱，当个教授不是应该的吗？

　　第六、“靠学术泡沫与腐败当教授”。中国大学近年来当教授标准往往是量
化的，多少篇论文，拿了什么科研项目。至于质量如何、或如何达到这些量化指
标的并不重要的。这样，为了达标，有的教师出钱或找关系买“版面”、搞项目，
找“枪手”写论文（之于公开的抄袭近年来已经在方舟子们努力下少多了）。为
了满足这种市场需要，国内相当多的期刊从收费中谋利，现在发展到一些港台和
海外人士以在港台或海外注册专供国内教师出论文的“期刊”来赚钱，比如这几
天在我的信箱中发现的“美中XX管理”（编辑部在武汉），“亚太XX社会科学论
丛”（编辑部在深圳）的广告。研究一下一些教授的学术作品，不难发现有学术
泡沫特点的“成果”：一本考试习题集、一本高考（考研、司法考试、公务员考
试、自学考试）辅导材料，甚至是一本作文“范文集”，一篇新闻分析，甚至是
一篇游记，象编大量重复的教材这类的东西现在已经不算新玩意。之于有些人的
科研项目就非常奇怪了，从来就没有某个领域的研究经历，但却有某个部门或企
业给的项目，这个项目怎么来的，是怎么进行研究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天知道。
目前有一些学校要求学术成果要有质量，即有引用率，有同行评价。这难不倒中
国的一些急切想当教授的人。要引用率，让自己的研究生、同学、部下、朋友引
用，然而帮其发表、出版；要同行评价，让研究生、同学、部下或朋友写（或直
接自己写或修改），然而帮其发表、出版。据我所知，有的人为了获奖，让人写
吹捧自己成果的文章已经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之类的大报。

　　第七、“靠携‘洋’当教授”。“兄弟当年在英国/美国的时候，与XX（学
术大人物）讨论过什么什么，”这种由钱钟书在《围城》中描写的现象已经在中
国大学里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英文出版、发表的成果。某些以中国为研究对
象的成果如果翻译成中文与一些中文出版、发表的成果太相似了，有的还没有这
些中文成果水平高。现在中国一些大学讲的就是与国际接轨，有了这些洋人出版
的成果，对一些急需有海外影响的大学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给他/她当
一个教授也是顺理成章。

　　第八、“靠诚实当教授”。中国大学里也不是没有靠诚实当教授的人。这种
教授就靠的是自己的诚实劳动，与前七种情形无涉。尽管，他们中许多人的成果
与世界先进水平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要求其所
有的教授水平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如果中国的教授个个能靠诚实获取“功
名”，久而久之，整体的水平也会提高，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学术环境，中国教
授水平也会整体提高。

　　在中国的教授中，有的人涉及上述前七中的几条，有的人的成果部分是通过
诚实获得的。实际的情况很复杂，因人而异。本人虽然还没有混上教授，但决不
愤世疾俗把所有教授及其成果一概否定，抱着“我不行，大家都不行”的心理，
象有些没有当上教授的人常常骂的，“中国的教授都是学术垃圾”、“都是靠钱，
权、关系”，似乎在中国大学只有达到爱恩斯坦、霍金、邱成桐、罗尔斯、哈贝
马斯这样水平的人才有资格当教授。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教师只要不涉及上述当
教授途径的前七条，老老实实，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学会也出现世界级大师。

(XYS2006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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